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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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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督查曝光是“早晚的事”

  2020年9月4日约21时,杨成正在吃晚饭。突然间,同事的一条信息在微信群中炸开:一条《关于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,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等问题的督查情况通报》的链接映入杨成眼帘,他顿时有些激动,觉得“老师的工资应该有望了”。

  31岁的杨成是大方县的一名中学老师,今年是他教书的第4年。他所在的学校有一百多位教师、两千多名学生。他告诉南方周末,该校从2018年3月就开始拖欠工资,2019年最为严重,这一整年的绩效工资没发,奖金也发得少,其他县发1万多元的目标考核奖,他只收到6000元。

  他算了一下,绩效加目标考核,他被拖欠两万多元。最近几天补了一部分,他推测是因为这则通报。

  这是一则刊发在中国政府网上的通报,全文3363字,分列七大问题,罕见直陈一个地方政府严重拖欠教师工资补贴问题,甚至连困难学生的生活补贴都截留。

  通报显示,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获知投诉线索后,国办督查室派员赴大方县明察暗访,发现该县自2015年起即拖欠教师工资补贴,截至2020年8月20日,共计拖欠教师绩效工资、生活补贴、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,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。同时发现,大方县假借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名义,发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,违规吸纳资金,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,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。

  消息一经发布,不仅在杨成的微信群,全国舆论都炸开了锅。

  另一名小学老师陈凌也在那天收到了信息,他没有太兴奋,觉得这是“早晚的事”。在他眼中,国务院通报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。

  2020年五六月份,有老师将国务院“互联网+督查”平台链接转发到微信群中,杨成看到之后,开始在上面反映情况。一开始,他没抱太大希望,觉得反映了也没用,但还是试了试。之后,他再将链接转发给了其他老师。大家都没商量,各自在平台上陈述相关情况。

  直到两天前,他们等到了结果。

  杨成属于被拖欠较少的受害者。在大方县一所乡村小学,据校长张阳称,从2015年至今,该校每一位教师被拖欠的津贴都有四万多,加上目标考核奖等,可能有六七万元。目前学校在岗在编教师10人。

  与杨成一样,多位教师表示,近日已经收到了部分补发的津贴。前几天该乡村小学教师工资已经补发两万多元,“不算目标考核奖等,目前每位老师可能还差两万多元”。

  被约谈十次以上

  也是杨成在“互联网+督查”上反映问题的那段时间,十几位老师一同去了大方县教育科技局了解情况,杨成也在其中。他称,教科局的相关人员与他们交谈一两个小时,承诺会给他们解决,让老师不要上访。

  40岁的教师高林是大方县安乐中学的一名体育老师。2020年上半年,大方县教科局要求教师将工资存入地方政府发起的乌蒙信合公司,才可以拿到绩效工资。高林听到后感到气愤,觉得自身权益受到侵犯。6月25日,他建立了教师维权群。500人的群很快满了,其他一些小群加起来,人数达一千多人。

  建群后第3天,县教科局约谈高林。高林回忆称,教科局领导告诉他,不要把事情搞大,要懂得大方的政策。他反驳称,县政府挪用教师工资的时候,有为教师考虑过吗?

  高林称,从建群到现在,他被约谈的次数达十次以上。

  他告诉南方周末,此事曝光之后,教师被要求不能转发相关信息。随后,陆陆续续有一些老师退群。“若不退,年终考核与职称评定将会受到影响。”

  新华社每日电讯9月6日报道印证了高林的遭遇。报道称,曾有老师因向政府反映相关问题被处分,还有不少老师遭到解聘威胁,县城老师被威胁调到边远村小,不准参加职称晋级和评优。即使被国办督查室点名后,当地仍有教师因在朋友圈转发通报而被相关部门电话警告。

  2018年末,陈凌也曾去上访过:“当时所有单位都有目标考核奖,唯独学校老师没有”。几位老师去县里信访办沟通,当时他们没有遇见相关负责人,也没有得到明确回复。随后,拖了一段时间,有六千元发到老师手上,但这与陈凌心中一万多元的预期还是有些差距。

  当时张阳也去了信访办。他觉得,这个问题的核心,关键是“尊师重教”。“你要不发都不发,你要发就都发,凭什么要区别对待,那时候老师心里面不平。”

  在协商过程中,杨成他们反复听到的一句话,就是“让我们理解,理解大方财政紧张”。

  这是一个坐落在贵州西北部的县,常住人口约63万人。该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,2019年财政总收入33.88亿元,同比增长14.9%,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13008人。

  2019年4月24日,贵州省政府批准大方县退出贫困县序列。至此,全县164个贫困村全部摘帽。

  对于财政紧张,在2020年该县政府工作报告有一段表述:财政收入偏低,财政增收乏力,历史欠账较大,税收收入持续低位运行。地方政府性债务、民生欠账等风险点仍然存在,还本付息压力较大,财政“收不抵支”,资金短缺与发展需要的矛盾十分突出。

  自从财政紧张开始,张阳就不敢申请学校项目。他称,所有涉及教育的经费都受到影响。据督查通报,2018年、2019年两年间,大方县共挪用上级教育专项资金34194万元,其中中央直接下达部分占76%,主要包括生均公用经费、校舍改造、营养改善计划经费等。

  在上述政府工作报告中,不少教育工作依然是成绩亮点:累计发放各类教育资助7864万元,惠及学生11.19万人次;投入9575.69万元落实营养餐改善计划,覆盖学校320所,惠及学生12.43万人。

  在这方面,前述乡村小学主要通过募捐或者对外筹款的形式来开展学校建设。蒋伟是该乡村小学的一名外来志愿者,2013年来到该小学。他不在编制之内,不拿工资。他说,学校经费常常处于“没钱状态”,对上基本上拿不到任何经费。

  蒋伟说,志愿者艰难,学生艰难,学校艰难,老师们也艰难。因为没有钱,教育没法发展,学生权益更难以顾及。

  排队取钱

  上述国务院通报称,大方县改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原有发放渠道,通过乌蒙信合公司代发困难学生生活补助,涉及困难学生4.2万多名。截至2020年8月20日,乌蒙信合公司共有社员7.56万人,其中18岁以下未成年社员的比例高达56%,主要是因发放困难补助而被动入社成为“股东”的中小学生。

  工商资料显示,大方县乌蒙供销信用合作商务服务有限公司(简称乌蒙信合公司),注册资金10000万元,经营范围为农业生产生活资料、农副土特产品生产、加工、购销。

  通报显示,2019年6月,大方县委县政府以推进当地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名义,发起成立乌蒙信合公司,违规开展所谓“社员股金”服务业务。违背公司注册登记的经营范围,背离公司章程提出的“服务三农”宗旨,将揽存的资金几乎全部调剂到与“三农”毫无关系的领域。

  杨成称,乌蒙信合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,给老师和学生办卡,学生的资助会打到这张卡上,初中生每半年补助有六百多元,小学生每半年有250元。

  蒋伟反映,学生只有在这个账户上才能取到钱,开账户就要扣钱,50元手续费。办理起来也麻烦,需要排老半天的队。他感到愤怒:“其他的我都能理解,唯独最后给孩子的钱(都要扣),我个人没办法理解,那些都是给贫困家庭的补助!”

  通报称,乌蒙信合公司以提供社员股金服务名义,直接克扣每名学生50元作为入社资格股金,导致210多万元困难学生补助被违规截留。

  不仅是学生,老师们也被要求去卡里存钱,在杨成的叙述中,每位老师需要存2万-5万元。“存了之后才给我们发了绩效工资,不存的话就不发绩效工资。”

  大方县的一所小学有3位老师没有签字存钱,张萌是其中之一。她觉得这种形式“不靠谱”,而且本身经济压力大,没有多余的现钱可以存入乌蒙信合公司。她曾听说,有一些村镇采取措施,存钱达到一定数额会给村镇考核加分;不存的话,年末的评先选优都轮不到。

  杨成告诉南方周末,卡办完之后,一直没发卡,存放在各乡镇教育管理中心处。直到两三个星期前,他才拿到卡。一开始拿卡取不了钱,直到近日才可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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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名老师在拿号排队,等待从乌蒙信合公司取钱。(受访者供图/图)

  2020年8月29日早上6点,杨成就去合作社排队取钱,此时距离合作社上班时间还有3个小时。“人太多了,大家都不相信这个公司,现在有钱了把它取出来,感觉放在里面,后面就取不了了。”

  9点,合作社开始上班排号办理。2019年12个月的补贴费用4200元,杨成取到4150元,另外50元即是“办卡的手续费”。

  多位教师表示,目前,学生的钱已经全部退回到教科局。陈凌表示,老师和学生在这方面都没有知情权。张阳表示,可以理解政府的难处,但是具体的做法不能完全理解。

  老师的心愿

  蒋伟常常听说老师们经济上的拮据:工资发得慢,工资不够花,许多老师处于“等工资”的状态。

  张阳称,目前他所在学校10名教师年龄在26至47岁之间,处于“上要养老、下要育小”的人生重负阶段,在岗编内教师月平均工资不足四千元,他们大多需要还房贷,每月还要花400-500元的车费支出。工资再除去家庭生活必要支出,基本无所余留。

  杨成的住房公积金只补到2019年6月,他所在学校的教师宿舍还没有修建好,需要老师自己在外租房,一年房租五六千,顶得上杨成一个月工资。

  住房公积金被拖欠,杨成不敢有买房计划;工资打不上来,高涨的房价也让他倍感压力;五险一金的缴纳停留在两三年前,每年绩效工资、目标考核奖不发,生活有时候会陷入困难,“特别是逢年过节回家,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”。

  没有住房公积金,教书11年的陈凌还是买了房。他开玩笑称当时房子是“吵架吵不过才买的”。与之相比,他更不显得轻松,他每个月还房贷需要五千多元,每个月工资几乎都会搭进去。“现在不是有那么多网贷吗?我到处贷了五六家,现在负债五十多万。”

  前不久刚从合作社取出来的钱,已经被他用完。陈凌比较乐观,称自己已经习惯了,“最多10年就可以搞定了”。

  持续的工资拖欠也给老师的情绪和心理带来负面影响。张萌的儿子在高三时得了抑郁症,这让她每天精神紧绷,每个月儿子的医疗与旅行的费用,加起来需花数千元。杨成说,年轻一点的老师想着辞职,因为“觉得没意思”,有些老师不想上课。这些年来,“该得到这些东西没有得到”,让老师们觉得失落。

  目前,多位老师的心愿是:“把该补的补了,争取把目标考核奖发了。”